刚落幕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莉、财政部长盖特纳，演讲中都要引用中国名句成语。电视机前听到时，倒没有为美国领袖也说点中文或引中国的经、据中国的典而在文化上感觉膨胀。只是这些日子以来世界慢慢变样，美国因为有利益关系，对中国的身段放软，不得不让人思考的是这个变化作为时代的大背景底下，对岛国的意涵是什么。
我又再往更早一两周想，当时也是电视机前看到的台上讲话。那是海峡两岸的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式上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做的演讲。因为这次长沙的论坛是从深化与推进两岸教育与文化合作交流切入，他的讲话自然在“文化”的议题上多做发挥，强调了两岸文化上的“近”，甚至“同”。当中说了自己专程到岳阳楼去，为体验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意境，并特别引了那一段念中国古文必会接触过的文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近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吴伯雄试图说的是一种共同的情怀，而不只是 “秀”几句古文而已。两岸在文化尽管渐行渐远，但文化中的“同”是存在于深层的，现在正有动力把他们再拉在一起。我随即思索，这个发展，对岛国的意涵又是什么。
最自然的反应，或许是岛国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位置，积极培养能够与中国对得上话，干得了事的新一代。因为中国庞大，并距离岛国更近，交往层面更广，两边所需要的人员将不会是小数目。人数之外，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把人员分为不同的层级。岛国这五六年来的思路，基本上照顾的就是最顶尖的一层，也就是精英阶层。事实上，真正工作层面接触的，应该是中间那一群，人数也较多的。岛国这一层人员是否有足够的语文能力和文化意识去与中国同一层的人员交往，是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问题。但即便只论最高的一层，岛国所需要培养的，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群？ “中国通”到底有多“通”，有待考察。而就算是真“通”，那是不是也走向去突出与中国的“同”？
能够有共同的语言、对对方有所认识，实际上应该只是双方交往时基本的要求。但因为过去岛国在这方面所做甚少，因而现在追补一些基础工作时，反而像是很大的跨越。我更关心的，是再往下二十年，中国的整体实力又有所提升时，面对种种客观局限的岛国与崛起的中国的交往当中，单是有“同”其实是不足够的。岛国要能够交往，但是要拿什么去交往，需要存在什么价值与优势？未来与中国交往的岛国官员、商人、学者等等，应当是怎样的一群？
早几年提出的“双文化”教育，区隔了语言的掌握和文化的认识，打破了接受双语教育者乃连文带语皆通的迷思，对于岛国所要培养的人才类别，是个重要的进展。培养具有双文化视野和胸襟者，对于岛国迎接未来挑战不可或缺。这里强调的应是“双”和“文化”两个元素。学生在对双文化都有基础的认识后，进而能够辨识从不同文化出发的观点，以两种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将他们置放在与中国交往的语境里，这群人在既与交往者有“同”之际，也较可能具备了有价值和优势的“异”。
不过，学校实行“双文化”教育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中国文化、时事方面的着力，恶补之前留存的空虚。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的盲点，往往是误以为我们早懂得这“双”当中，中国文化以外的部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的是：“双文化”中非中国的“西方”部分，是欧洲或美国的？两者之间差距不小。再者，我们不能假设在华文之外，其他门课的媒介语都是英文，就是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事实是，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包括对历史、制度的了解，少之又少。尽管选修“双文化”的学生也有机会到西方浸濡，但目前在课程安排中，如何让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要比如何让学生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更有系统。“双文化”的侧重点，实际是中国文化，而还没有到“成双”的阶段。
长久以来，岛国主要培养的精英与西方世界求“同”，这个“同”，自然的成为与中国交往的“异”。这个“异”往往没有“同”的前提。而现在因为意识到世界重心转移，从务实的角度调整自己，培养的精英也要与中国建立“同”，因此岛国投入大量资源，把人从小派到中国学习、浸濡，邀请中国大家到来演讲，进而大学也到中国留学等等。但是应对未来的世界，岛国的价值与优势不仅在突出“同”，还在于能够存“异”，特别是同时具备英语世界的视野和维持与他们的关系。因此只忙着恶补中国文化课，怕是急功近利的体现。理想的状态，是这顶尖的一群，不应当只是“中国通”，而是真正能够在东西间游刃有余者，两者都不能偏废。
（作者是早报高级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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